文：鍾適芳（音樂製作人、策展人）
收到俊耀來信邀我寫推薦序，又驚又喜。我非劇評也非劇場人，只是窮劇場一名忠實觀眾，我只能猜想，或許因為我的工作跟「聲音」有關，而窮劇場作品中音／聲的典故與譯義，是最為觸動我之處。
音聲在俊耀的作品與表演中，呈現液態流動的敘事，聲軌與聲軌之間漫溢、交疊、衝撞、和鳴、相互渲染，不再是單一軌道上的聲調抑揚。《死亡紀事》、《大世界娛樂場II》、《親密》，這三部我喜愛的劇作，正是這樣完全的聲音紀事與敘事。經常在華文劇場單音調（monotone）唸白間想要逃離的我，唯有在「窮劇場」以音聲肢體建構的時空景深裡，遺失當下的我，化為劇中一角。
關係自己成長的背景，我對移民社會的身份問題較為敏感，也因此想藉此文多談一些《死亡紀事》這部劇作，如何劇烈擾動我對馬來西亞族群問題的反思。在《死亡紀事》這部作品中，「音聲」建築起時間與空間的向度，又分立為多重角色。那些透過身體發造，從語言到暴力的聲響，是人類文明衝突與諧睦的集合，是社群集體與個人心理的捏塑，同時也用以輪廓物件。這樣全面鋪陳的音響性，使得劇場原本有形者被抽象，而聲音這原本無形者成具象。
這部精煉的劇本也試圖探討一個棘手的問題——誰是馬來西亞人？馬來西亞的族群課題，盤根錯節的異同糾葛，很難從單一線節解開。佔人口比例第二位的華族，被視為一個具有經濟優勢的群體與他者。然而在承燊及俊耀的劇本中，他們細究了同一族群中個體與群體的差異，在方言－華語、穢語－知性、詛咒－祈語、伊斯蘭－佛道，兩極交鋒的快節奏行進下，我們很難再將「馬華」視為一體，而「馬來西亞」被打散成族裔之外，更為細碎的拼圖。
劇中一段台詞的提問，寫照了族群、語言群落、社經群體間的隔閡，以及形成馬來西亞族群分歧的多層因素：
弟弟：……阿爸的遺體歸屬，究竟是宗教問題法律問題？
敘述：//還是種族問題政治問題？
弟弟：//社會問題家庭問題倫理問題？
敘述：//還是認同問題存在問題？
弟弟：//利益問題制度問題？……所有問題都打了結，相互糾葛，到底我要怎麼問怎麼看？
馬來裔學者與社運領袖 Syed Husin Ali 在其文集《馬來西亞族群關係——和諧與衝突》（Ethnic Relations in Malaysia: Harmony and Conflict）的〈族群關係之輪廓〉一文中指出，造成馬來西亞國民分裂與衝突的四大課題為：「一、新經濟政策；二、馬來主權；三、語言與教育；四、宗教與文化」。該文撰寫於2009年，正是爭屍案等宗教課題鬧得沸沸揚揚的時候。Syed 也同時在他其他論述中提醒，馬來西亞各族群內部的差異，包括「社會、經濟、宗教、語言的個別差異」，而當代社會的「經濟、行政、教育」制度的建立，也促使新階級崛起。
透過《死亡紀事》多重角色的建立，我們可清晰探見一個華族底層家族的樣貌，也論證了Syed的觀點。亡者「陳大揚／Hassan Tan bin Abdullah」生前為了脫離弱勢階級尋找新機，改宗異教，只為獲得符合「新經濟政策」利益的合法身份。
或許我們可以試著這麼理解，族群衝突不是族群間因著本質差異所釀成，而是體制所形成的文化衝突，經由政治操弄，虛構出差異構成的利益衝突，進而放大為族群間不信任的恐慌。許多不公義的根本其實源於制度，從殖民時期的帝國主義，到當今資本主義下的新帝國擴張，階級問題在馬來西亞實非族群問題，而是跨族群的問題。
一具華人的「屍體」，在馬來伊斯蘭信眾與華人佛道家族之間，所引發的荒謬爭執，放大來看，也正是馬來西亞族群衝突的諷喻。「關鍵證物」（屍體）的消失，是否也意指著族群間相互指控或試圖剝離的「身份」，其實是種虛構與想像？想像的族群身份及認同，也構成了另一個想像的對立族群。
我想起馬來西亞國歌中的幾個馬來文詞彙：「祖國／國家」（negara）、「土地」（tanah）、「上蒼」（tuhan）。在馬來伊斯蘭為中心的體制下，祖國與土地是否也隱匿著某種專斷？《死亡紀事》的「屍」是否也暗喻，單一族群認同、僵化的文化分界，早已不合時宜，一如所有國家在國歌中的宣示。而「屍」，那與華人祖脈最後的連帶，被遺落後，可否割斷？被月光穿透的身體，那真實的存在，又是誰？
面對單一語系的觀眾群，窮劇場毫不退卻地混雜語言及語法，作為魔幻寫實的途徑。看似個人或地方性的主題，其實遍及族群、階級與家庭關係，這是我在其他台灣或華文劇場所少見。如今，三部主題各異的劇本出版了，意味著文本的開放，可以無聲，也可無限轉譯。
期待「窮劇場」的繼續擾動，不准許我們安逸。
